包公“星巴克化”：我们还有多少底线可以守

星巴克跟包公后裔的这次遭遇战，是继07年芮成钢“故宫星巴克”事件交锋之后，在中国的第二场“文化官司”。然而，两件事情的反响却有些截然不同。当年，芮成钢一篇《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的博文“一纸雄文百万兵”，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星巴克是美国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开在故宫里会糟蹋中国文化”，民众对芮成钢的这一观点基本呈一边倒的支持。然而，对于“包公杯”上印有“洋人面孔”的包公像，一些人认为这是星巴克“中国化”、“本土化”的创举，包公“洋面孔”又怎么样？甚至还有一些网友质疑包公后裔“维权”的动机，“是不是想捞点钱？”

星巴克将包公“改头换面”包装成了“洋大人”，包公成了中西合璧的“包公”，这确实不乏“本土化”的创意。据说，星巴克安徽首店在合肥开业第一天，就将售价90元一只的包公杯卖了几百个。在市场化、商业化的今天，这是一个成功的营销案例！我们不妨来理顺下星巴克创意团队的逻辑：包公是安徽人，对于包公，安徽路人皆知，将包公“星巴克化”，换一副“洋面孔”既保持了星巴克的“洋特色”，又满足了安徽老百姓的“包公情节”，包公杯怎么会不火呢？至于包公是谁，包公代表了什么，星巴克自然没有多大兴趣去了解。写到这里，笔者有一个疑问，星巴克如此成功的营销策略是不是可以推而广之，比如，星巴克可以在华盛顿推出“华盛顿杯”，在路易斯安那州推出“杰弗逊杯”，在国内的话，山西可以推出“关公杯”、四川可以推出“李白杯”……总之，但凡有名人的地方，就可以有星巴克的“名人杯”，肯定会热销。

在中国廖若星辰的英雄谱系里面，那些千百年来被铭记的名字，无不曾经为国家、民族和百姓赴汤蹈火，或立功、或立德、或立言，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道德的楷模。我们反对包公杯，不是因为包公被“星巴克化”了，而是因为星巴克将“包公”作为了一种促销的手段，一种“猎奇的工具”，这是对包公维系的公正、廉洁、光明、正义价值的贱卖！请不要说，包公杯以创意的形式实现了包公精神的传播。先且不谈星巴克是否具有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纵使包公杯有千万条合理的道理，也不值得推崇，今天可以有包公杯，明天就肯定会有关公杯，后天还会有其他名人杯，此衅一开，华夏祖先将永无宁日。只要有这一条，我们就必须坚决反对。请星巴克撤下包公杯！

前文所说的“故宫星巴克”和包公杯似乎区别很大，但实际上反映的都是市场化和商业化之下的底线问题。那些包公杯的拥护者和对包公后人的质疑者大多是在市场化和商业化之中，模糊了文化和道德的底线，属于历史、道德，乃至文化的的虚无主义者。从“名人故里之争”到“西门庆故居”，再到最近“故宫‘门’”事件，折射的都是人们在市场化、商业化之下文化、道德底线的迷失。我们的底线在哪里？怎么守住我们的底线？这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正如朱东润先生所言，“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祖先的时候，总会发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包公是属于中国，属于世界的，维护包公，传承包公精神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王乐丰）